作者坦言，从此不再说“玩小姐”这个词，并非因为羞耻，而是出于一种深层的恐惧，他害怕那个词一出口，会让故乡槐树下的清风沾染上尘埃，也害怕那些曾经扮过小姐的伙伴，会因此被人看成另一副模样，这份恐惧源于对故乡纯净记忆的珍视，以及对伙伴形象的守护，简单的几个字，却承载着他对乡土人情最温柔的体谅，也透露出语言背后不容轻慢的重量。
我小时候,巷子里的孩子是没有电子玩具的，夏天的黄昏，我们常聚在槐树下，玩一种如今想起有些古怪的游戏——一座废弃的石台阶，权当是深宅大户的墙根；几个毛丫头把旧床单往腰间一系，额前点个胭脂印，便成了大户人家的“小姐”，男孩子们则弯腰弓背，扮作书童或家仆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小姐，该回房啦！”那一刻，“玩小姐”是我们最认真的童年事。 那时只知道“小姐”是一种漂亮的、有人伺候的身份，谁演小姐，谁就能拿把破蒲扇当团扇，慢悠悠踱步，还能命令别人擦汗、打伞，我为了演小姐，曾把妹妹的红领巾偷来当水袖，甩得满天飞，奶奶在灶台边看见，笑了笑：“哟，我们家也出小姐了。”那是赞扬，是玩笑，没有任何杂音。 后来我上了中学，偶然在租书店的旧杂志里读到一段话，说的是“小姐这个词，如今有的地方已经变了味”，我怔住了，像听见儿时的歌谣被改写了词，再后来，城里打工回来的堂哥说起“某某街上小姐多”，语气里满是轻蔑与暧昧，我第一次明白，同一个词，在我童年的台阶上是游戏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却成了暗影。
可语言就是这样呵,它沿着时间的坡道滑行，谁也不知会在哪里转向，我们无法守住每个词最初的清白，就像无法让河水永远停留在源头，但我总想着，至少可以在心里给那个老游戏留一块干净的台阶：那里没有买卖，没有打量，只有一个傻孩子，摇着破蒲扇，认认真真地唱一句：“小姐呀，你看那月儿升起来了。”
如今巷子拆了,伙伴散了，偶尔遇见旧邻，说起从前，还会笑问：“还记得咱们那时玩小姐不？”我笑着点头，却不接话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们怀念的不是“小姐”，而是那个还能把世间万物都过成游戏的光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