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山完造是近代日本书商，1917年来华，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，与中国进步文化界结下深厚友谊，他长期支持鲁迅等左翼作家，为文化活动提供场所与掩护，鲁迅曾以“书店常客”相称，他秉持正义，反对侵华战争，在困难时期帮助中国友人，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他留华参与中日友好事业，晚年致力于两国文化交流，其著作《活中国的姿态》等揭示日本对华认识误区，被誉为“日本书商眼中看到的中国良心”，内山完造以商人之身行仁者之事，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独特的友谊见证者。
在上海虹口区多伦路上，有一幢灰砖木窗的小楼，门楣上至今还留有“内山书店”的字样，对于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来说，这个名字并不陌生——它不仅是鲁迅晚年购书、会客、避难的场所，更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处温暖的坐标，而这一切，都离不开书店的主人：内山完造。
内山完造，1885年生于日本冈山县，年轻时他曾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，后来受雇于日本大学眼药行，被派往中国推销药品，1917年，他在上海北四川路创办了内山书店，最初只是贩卖日文书籍的“洋货店”，但随着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深入了解，书店逐渐转向售卖进步书刊,成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驿站。
真正让内山完造留名青史的是他与鲁迅的友谊，1927年，鲁迅定居上海，不久便走进了内山书店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内山的日式谦和与鲁迅的锐利坦诚竟奇妙地契合，此后十年，鲁迅几乎每周都来书店，或是买书，或是会客，或是与内山长谈，内山完造不仅熟悉鲁迅的笔名和购书习惯，更在暗杀、通缉的白色恐怖下，多次掩护鲁迅避难，1930年鲁迅因参加自由运动同盟被通缉，正是内山安排他藏身于书店阁楼；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期间，他又帮助鲁迅一家转移到英租界的旅馆，这些雪中送炭的情谊,远远超出了一个书商的职责。
内山完造的可贵，在于他从不以“日本人”自居而高高在上，而是怀着对中国的真诚敬意，他常说自己“既是日本人，也是中国人”——这句话不是口号，而是他行动的写照，他同情中国革命，支持左翼文艺，书店里甚至售卖被当局查禁的《中国青年》等刊物，他利用自己的外籍身份，为进步人士传递消息、保存稿件，在鲁迅晚年，更是协助萧红、萧军等青年作家与鲁迅见面，可以说,内山书店就是当时上海左翼文化的一个秘密据点。
鲁迅去世后，内山完造担任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一员，并亲手扶柩，他始终铭记鲁迅的嘱托：“生活着，为中国的将来。”1936年，他写下《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》，真诚反思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，并呼吁两国人民友好，抗战期间，他虽被迫返回日本，但仍奔走呼号，组建“日中贸易促进会”,致力于战后重建两国纽带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内山完造受邀访问北京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，1959年，他在北京病逝，按照遗愿，他的骨灰安葬于上海龙华公墓，与鲁迅墓遥相辉映，墓碑上只刻着六个字：“内山完造之墓”。
今天再回望内山完造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书商，更是一位跨越国界的“人”，他用一间书店，守护了那个年代最珍贵的烛火；他用一份友谊，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，当中日关系的潮起潮落逐渐沉淀，内山完造的名字依然像一枚温润的石子，轻轻落在中国现代文化的水面上,漾开一圈圈不朽的涟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