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一峰是一名邮递员，在微信与快递柜盛行的时代，邮递员看似过时，但他不以为然，他坚信信是有温度的，纸上的字会呼吸。
他负责的片区是城西的老街区，巷子窄，门牌乱，导航都犯迷糊，徐一峰却把每一条弄堂都刻在脑子里，连哪家屋檐下住着一窝燕子都一清二楚，他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，车后座绑着褪了色的帆布邮包,铃铛声清脆得像秋天的雨点。
那天清晨，邮包里掉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地址写得歪歪扭扭：“城西甜水巷，最靠里的那扇朱漆门，收信人：阿婆。”没有姓，没有电话，主任说，这信怕是投不出去，退回吧，徐一峰盯着那墨迹，像是老人颤抖的手写下的，他摇了摇头：“甜水巷我去过，最靠里的朱漆门，是林奶奶家。”
他骑车拐进甜水巷，青石板被夜雨洗得发亮，朱漆门半掩着，门环上系着红布条，林奶奶坐在院里，正眯着眼晒太阳，听到脚步声，她抬头，浑浊的眼睛里亮了一下：“小徐，有我的信？”
“林奶奶，您的信。”他递过去，老人没急着拆，先摩挲着信封的边角，像抚过一张熟悉的脸，然后才用剪子小心地裁开，信纸上的字迹秀气，落款是个女孩的名字，林奶奶看完，半晌没说话,只把手帕叠了又叠。
徐一峰没有多问，转身要走，林奶奶叫住他：“小徐，她……说今年夏天回来。”他笑了笑：“那敢情好，到时候我给您把院子里的葡萄架收拾利索。”
隔了几天，徐一峰又去送信，这次是张明信片，印着远方的雪山，林奶奶正在洗菜，接过明信片翻到背面，那女孩写：“奶奶，我又看了一个很美的湖，下次带你去。”老人把明信片插在窗台的玻璃瓶里,旁边插着一把干枯的苇花。
日子就这样过着，徐一峰偶尔会收到那些没有门牌号的信，多是老人写给孩子、孩子写给老人的，他从不打听内容，只是用心地转递，有一次收信人写“老张头”，他问了一圈，发现是巷口修鞋的张师傅，送信那天，张师傅正弓着背钉鞋跟，接过信，用满是油污的手摸了一下，笑了笑，又继续干活，徐一峰心里忽然觉得,那封信比鞋油味更浓。
冬天来得早，一个雪夜，徐一峰骑车路过甜水巷，看见朱漆门紧闭，门环上的红布条被风卷走了，他推门进去，林奶奶卧床不起，她把一摞信交给他：“小徐，她写来的，我都攒着，万一……你帮我都回了吧。”徐一峰没接：“林奶奶，您自己回，春天她就回来了。”
“等不到了。”老人咳了几声，“你替我跟她说，葡萄架下的椅子，我一直擦着呢。”
徐一峰最终收下了那些信，夜里他坐在台灯下一封一封拆开，读到一半，手顿住了，原来那女孩根本不是林奶奶的亲孙女，只是几十年前一个夏天，在巷口走丢、被林奶奶收留过几天的陌生孩子，此后每年一封信,成了老人全部的念想。
第二天，徐一峰写了一封回信，署名“阿婆”，他在信里说：“院子里的葡萄今年结得又多又甜，你回来时，给我带朵远方的云吧。”信寄出后，他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，风很冷,邮包却热。
后来，徐一峰依然骑着那辆二八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，他包里偶尔还会出现那些字迹模糊、地址古怪的信，他不再觉得邮递员是过时的行当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还有人愿意把思念写在纸上，就总有人需要一双手、一辆车，把那份滚烫的牵挂,妥帖地送到门前。
那扇朱漆门，后来一直开着，春天的时候，一个姑娘拉着行李箱走进甜水巷，她站在门外，看见院里葡萄架下，徐一峰正俯身擦拭一把竹椅，他抬起头，没有问，只是说：“阿婆让我跟你说，她种的茉莉开了。”
姑娘哭了，又笑了，徐一峰也笑笑，转身骑上车,铃铛声清脆地消失在没有尽头的巷子深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