项波是镇上最后一个会修钢笔的人，他的铺子夹在两家手机维修店之间，招牌上“钢笔诊所”四个字漆皮剥落，像秋天的落叶般随时可能被风吹走，这段描写既点明了他作为传统手艺人的独特身份，也暗示了修钢笔行业在当代的式微与凋零。
我第一次走进那间铺子，是因为一支英雄616钢笔，笔尖摔歪了，写出的“人”字总带着一道倔强的分叉，项波戴着老花镜，把笔尖凑到灯下看了半晌，然后用一把镊子轻轻拨弄，又在一块油石上打磨了几下，他递还给我的时候，笔尖在纸上划过,顺滑得像冰面上的滑冰者。
“钢笔有魂，”他常说，“笔尖就是它的舌头，你得懂它说话的脾气。”
镇上的人渐渐忘了钢笔的模样，年轻人用指尖在屏幕上划来划去，连自己的签名都写得像一团乱麻，项波的铺子越来越冷清，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开门，把玻璃柜里的几十支旧钢笔一支支擦过去,像农民擦拭农具那样郑重。
后来有一天，市里的博物馆派人来，说要收走他的工具和那些钢笔作为“非遗”展品，项波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答应捐出三支最老的笔，却死活不肯关店，他说：“东西进了博物馆，就成了死物，笔要活在纸上，要蘸着墨水走过一个个字，那才算活着。”
那年冬天，我们中学的语文老师突发奇想，带着全班同学来做课外实践，项波乐坏了，翻出所有库存的笔尖和笔杆，教我们如何看笔尖上的铱粒，如何调整出水的大小，一个男生调皮，把笔尖在桌布上猛戳，项波非但不恼，反而笑得满脸皱纹：“你这是在试它的骨气呢！”
后来我离开小镇去外地念大学，带了项波送我的一支金星钢笔，笔杆是黑色的赛璐珞，隐隐有云纹，每次写信回家，我都用那支笔写下最后一笔“顺颂春安”，有一次，我收到父亲的信，夹着一张纸条，是项波用圆珠笔写的：“墨水太稀了，你该用鸵鸟牌的，它稳。”
我并不知道那竟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建议，第二年春天，钢笔诊所的招牌被取下来，换成了“晨光文具”，项波在一个安静的夜晚走了，据说走前他把所有零件都拆开，又一个个装回去，装好了，放在工具台上，就像完成一件作品的匠人,拂袖而去。
如今我书桌抽屉里仍躺着那支金星钢笔，偶尔深夜写稿，我会旋开笔帽，让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，墨迹里隐隐能看见一个戴老花镜的影子，正用镊子轻轻拨动时光，让每一个字的“人”都站得端正,都有骨头。
项波没有留下著作，也没有收过正式徒弟，但他教会我一件事：在这个什么都越快越好的时代，有些慢的、笨拙的、需要等待的东西，反而最结实，就像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字，干了墨,就再也抹不掉了。